孔六庆(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无锡市从城市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提出“太湖画派”的概念,我充分理解;运用这一概念所做的一系列有利于文化发展的工作,我由衷赞赏。平时,也曾听到学者们对于“太湖画派”概念的争议,想必能通过动态发展思维下新的学术界定之讨论去解决。参加这次展览和研讨会,我感到了无锡市委、政府对无锡文化底蕴认识的深刻性与迫切性,政府举力搭建太湖画派平台,展示无锡历史上和当代书画家的艺术成就,立足于地域的文化辐射,其意义自不言而喻。
说到太湖与无锡,我就想从自己个人的教学和创作的角度,谈对顾恺之、倪云林的理解。环绕了太湖的城市不止无锡一个,但对中国绘画史发展最具开拓性与转折性作用的城市不能不首推无锡。因为,无锡出了顾恺之与倪云林。
顾恺之,第一、在画法上是中国画经几千年发展以来的首位集大成者。在顾恺之笔下高度成熟并定格了的“高古游丝描”,成为十八描之首,在中国美术史上意义深远。如果说,美术有“美”和“术”的概念分别,那么从“术”的角度,由于顾恺之的定格,而落定了中国画卷轴画表现的用笔基础。中国画本质的用笔语言表明:只有建立了如何用笔的表达精神及方法,才应算是“中国画”内涵的真正开始。高古游丝描,是以春蚕吐丝从蚕嘴中一点一点吐出的丝所积成的连绵不断的劲韧细线的形态,植入“高古”心性境界的那种造型用笔。其中,用宁静之心运中锋笔线在绢帛地上的模写及设色,乃中国画内涵基础的奠定。故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高古游丝描”开道,就没有中国画用笔的灵魂。
可能有必要强调一下,顾恺之对于高古游丝描的运用是“高度成熟并定格”,而并非一般人所说的“发明”。发明,意味着前所未有的独造。然而绘画史表明实际状况不是那样的:高古游丝描早在战国楚帛画《人物御龙图》与战国漆器表面的绘画即见较为成熟的表现,也就是说,“发明”的事情至少早在顾恺之前的千余年。但战国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高古游丝描处于没被定格运用的状态,虽然在西汉帛画中有毛笔勾线进步的信息,但总的来说看不到某一画家定格的恒定的完整表现。所见第一人者,唯东晋顾恺之。从今被唐宋人临摹的顾恺之作品来看,高古游丝描已经“高度成熟并定格”为一种风格样式而被他娴熟运用。并且,顾恺之之后的其他画家作品,也广泛地运用了高古游丝描作为造型的基本用线。顾恺之成熟与定格高古游丝描画法的意义,是确立了中国画以中锋用笔为基本方法的骨法用笔理念。读其《魏晋胜流画赞》看他表述人物造型的“骨法”、“骨趣”、“骨俱”等用词,可知情形如是。于是,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筑基了中国画线条表现的共性基础。今天学习中国画,用线无不以高古游丝描为出发而已成规律,那种共性基础的坚实性,源自顾恺之。
第二、从画论上,顾恺之尚前人写实思想而更以绘画实践的切身体会为基础,提出了“以形写神”的绘画理念。要知道,那是怎样的一座里程碑!遥望东晋前的画论,从春秋孔子的“绘事后素”经战国韩非子的“犬马难”,到东汉王延寿的“随色象类,曲得其情”,画论在经历一个落眼于人际关系、注重现实生活、描画有情的发展过程,而呈现越来越往写实方向,对画之本体进行深入思考的趋势,时值缺少了能够指导精准精微写实的理论表述!如果同时返观画史上东晋前的作品,画像石也好,壁画也好,帛画也好,虽尽写实描绘之功但好像难脱装饰性图案性而总有被“拙”所囿的感觉。那种现象,是认识的局限所致。提升、改变了这一点的是顾恺之。顾恺之的“以形写神”,解决了如何更高水平地“随色象类”写实的理论认识问题,他写的《魏晋胜流画赞》表明:人物造型从形的“天骨”、“奇骨”等的“骨成”,到神的“神属冥茫”、“神仪在心”等的“得一之想”,皆为“以形写神”认识所发挥。他写的《论画》,更于具体画法阐述了如何“以形写神”:一重造型的上下大小与节奏的深浅浓淡,注重“有一毫小失,则神气与之俱变矣”;二重眼睛传神之道,注重“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趣失矣。……一像之明珠,不若悟对之通神也。”于是顾恺之的以形写神理念,以他的高古游丝描画法为载体,出现了虽具装饰性但更重绘画性的造型精到、画法精微的灵秀、灵动、灵气的作品之表现力,先前那被“拙”所囿的感觉一扫而光!从此“以形写神”的思想理念,照耀了中国绘画史千余年来的发展历程,其影响力,是恒远的。我曾经写过一篇发表在南艺学报的文章《论画道畅神——从顾恺之的“以形传神”到石鲁的“以神造型”》,其中提出了现代石鲁提出的“以神造型”理念是又一个中国画论的里程碑,但其根,深系于顾恺之。
与中国画共性基础筑基者的顾恺之不同,元代倪云林则是中国画个性表现的一位开拓者。
关于中国画的个性表现,虽说元代以前也颇有可观,例如五代石恪狂墨画人物和徐熙墨笔“殊草草”画花鸟,北宋米芾水墨“米点”画山水,南宋梁楷泼墨画人物和法常粗笔水墨画花鸟等,但要到达古静淡雅的中国文化最高审美境界,首推元代倪云林。老子说“恬淡为上”和庄子说“游心于淡”的那种“淡”境,为倪云林画得之。我平时看倪云林的画有个感觉,即总会想起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说“冲淡”的“饮之太和,独鹤与飞。犹之惠风,荏苒在衣”句,似乎是其画“淡”境余绪的绕音。那种绕音所开的“古静淡雅”四字,能高度归纳倪云林画的格调。该格调,只有深入中国文化共性精髓、在世俗生活中把心洗得干干净净的人才会切切实实地得到。倪云林,正是那样的人。
倪云林个性表现的具体画法特征,是依据他对太湖山水的理解而创立了枯笔淡墨的折带皴。于“术”层面的那种创造,在中国画史上同样意义非凡:对于特定无锡太湖地域山水的理解独特、笔法独到以及艺术灵性的那种表现力,一开中国山水画笔法新貌。众所周知,江南山水画的典型笔法一直是披麻皴,自五代董源表现以来到元代比倪云林大30多岁的黄公望,是从短披麻皴到长披麻皴的发展变化。倪云林的折带皴,在用笔形态上变黄公望的多用中锋为多用侧锋,用墨形态上变勾染相兼为枯湿浓淡的一气呵成,此外用意上也有相对而言变“工整”为“草草”的不同,从而使其所画的太湖山水有更松更灵更富于韵律美的笔头感觉。那样打开的江南山水画法的一扇新大门,因前无古人而别开生面!
而在画论上,倪云林从自身创作实践所产生的“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一句,对于中国画的文人画观有定格的意义。
第一,是对过去画论“形似”观念的集大成式文人化表述。在此之前,对画形似与否的认识大致可分三类:一是分别定质形似内涵,如顾恺之“以形写神”,宗炳“以形媚道”、王微“本乎形者,融灵儿变动者心也”、唐张彦远“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画笔”等;二是超越形似表象,如欧阳修“古画画意不画形”、苏轼“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宣和画谱》“不专于形似”、董逌 “画之贵似,岂其形似之贵耶”等;三是用笔草草的表现,如沈括论董源画“用笔甚草草,近视之几不类物象,远观则景物灿然”、论徐熙画“以墨笔画之,殊草草”而“神气迥出,别有生动之意”那样。倪云林句的“逸笔”两字,概括了前人“形似”所寓的“传神”、“道”、“心”、“立意”、“诗意”等全部精神,“草草”两字说出了“逸笔”的用笔特征。那种特征,符合沈括所说的董源与徐熙画法外,也符合黄休复“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的“逸格”之义。因此,倪云林说的“逸笔草草,不求形似”,是对前代所有相关思想的精炼表述,代表了中国文人画用笔观与造型观认识水平的新高度。
第二,“自娱”的文人作画性质经倪云林说出而被定格。文人笔墨“自娱”思想的深处,系于“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孔子学说。故将画联系“道”是思维的常态,例如董逌说“由一艺而往,其至有合于道者,此古之所谓进乎技也”,韩拙说“默契造化,与道同机”,赵孟頫说“古人学才学艺而极于达道”等,往往强调画的达道合道的共性方向。而将那种共性方向的追求转变为内心体察的个性表述,倪云林的“自娱”甚为恰当。虽然此前曾有苏轼笔墨“自乐”的一说,如“笔墨之迹,托于有形,有形则有弊。苟不至于无而自乐于一时,聊寓其心忘忧”,但不太容易为人注意,因为没有倪云林“聊以自娱耳”来得直白明了。倪云林“聊以自娱”的境界高度,可结合古人的画与“道”关系,引米芾说“画之为说,乃心画也。自古莫非一世之英,乃悉为此,岂市井庸俗所能晓”一语作为认识的理解。故其“自娱”,道出了中国文人画本质的创作特点。
倪云林画论“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对于后世的影响之深,可以从明代徐渭“不求形似求生韵,根拨皆吾五指栽”、清代石涛“不似之似当下拜”中清晰地看到:那是怎样地成就了中国画大写意顶峰的理念!可以说,元代以后凡是中国画写意的大家,无不自倪云林画论产生出充足的认识动力去获得大成的。
“倪云林”的名字,由于其笔法的独创性,画论的精辟性,境界的纯洁性,风格的高雅性,而成为中国画史上理念转折、画风转折的代名词。那种文气之清的笔墨气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值得指出,筑共性之基的顾恺之和开个性之笔的倪云林有三点是明显相同的:一是都从中国艺术本质的“道法自然”处发微;二是作品都深具文气;三是同在“闲云野鹤”的状态。尽管其“道法自然”,有顾恺之在画法上题材上积千年历史之厚、倪云林在画法上题材上出地域风景之新的不同;其文气,有顾恺之的高古和倪云林的灵秀的不同;其“闲云野鹤”状态,有顾恺之身在宫廷任“散骑常侍”和倪云林悠游五湖三泖间的不同;但用心的同,使之耸立了各在不同历史时段的不同绘画形势中的里程碑。
无锡的历史上拥有顾恺之、倪云林两位大师,是今天我们每一位无锡人的骄傲。骄傲的基础是什么,在于他们两位的画法直达中国画的大道——道法自然。他们在理论上有高屋建瓴的见识,在绘画技法上有鲜明的语言,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深厚底蕴的精、气、神。顾恺之、倪云林这样的历史里程碑,该对我们发展文化有怎样的激励?
今天,无锡借历史之力提出“太湖画派”的命题,总结梳理这部分艺术成就,使之更好地传承发展下去,这些都值得肯定,希望太湖画派在今后发展得更好。